「没有任何事比自欺更容易,因为人总相信自己所希望的。」

「没有任何事比自欺更容易,因为人总相信自己所希望的。」

文/法兰西丝卡‧吉诺

当我们遇到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在跨越道德边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正面形象。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常常在检视自己的行为时,为自己找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举例来说,想像你在同事面前跌了个跤,同事们都哈哈大笑。这时,你对自己摔了跤这件事,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你可能会对自己产生负面的看法(我好笨拙)、对自己看法不变(一定是地板太滑),或是最有趣的情形,就是对自己产生了正面的看法(我的朋友觉得刚刚那样真有趣)。我们在诠释自己行为的时候会有这三种选项,而这种正面的修正最耐人寻味,因为这代表我们在遇到不愉快或令人尴尬的事情时会产生的一种诠释方法──也就是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的产生,正是因为坏行为的产生,才会让我们修正对自己的看法。就如古希腊政治家与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写过:「没有任何事比自欺更容易,因为人总相信自己所希望的。」

举运动界的例子来说,过去十年来,媒体上不时会爆出知名运动员涉嫌或是被查出使用类固醇。最近的一起例子是职棒大联盟投手派提特(Andy Pettitte)被控使用生长激素,这是一种被大联盟列为禁药的物质。派提特公开承认他有用药,但是他说他这幺做并不是要「赢过别人」,也不是要「变得更强、更快或投球更有力」。他宣称自己会使用禁药,是因为他想要快点养伤,好离开伤兵名单,这样他才「不会让球队失望」。在看待自己的行为时,派提特决定用正面的角度来诠释,不仅让自己、也会让大众对他有正面的观感。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作弊的行为,转换成一个在乎队友的球员,在帮助自己球队的举动。

自我欺骗除了会对个人行为造成影响,如果又加上了环境外力,就可能会製造出更棘手、更具伤害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决定研究一个特定的环境因子,那就是社会反馈。我们找了一三六位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来研究社会反馈会不会加深自我欺骗。

这项实验大致跟之前相同,但是我们除了给一半的受试者解答之外,还加入了第二项实验变因:在受试者做完第一套题目之后、预测第二套题目的成绩之前,「答案组」和「控制组」的受试者会被随机分配,是否拿到一张上面有写名字和成绩的证书。实验人员会告诉有拿到证书的人,成绩高于平均的受试者才会拿到这张证书。另外,在这项实验中,第二套测验的时间比较长,总共有一百题。

就跟上次实验结果一样,「答案组」的第一套测验成绩比「控制组」受试者高,而「答案组」也预测自己在接下来一百道没有附解答的题目中,答对的题数会比「控制组」多。而拿到证书也提高了他们的预测成绩。更重要的是,证书只对「答案组」受试者有影响力,提高了他们自我欺骗的程度,但是却对「控制组」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答案可以看的受试者,在表现得到证书肯定之后,就会对自己往后的表现更有自信。

整体来说,实验结果显示当人们作弊的时候,会把得到的好成绩当成自己懂很多的讯号,因此欺骗自己,然后高估了自己未来的表现。得到社会反馈,会让自我欺骗的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退一步,用宏观的角度来看自我欺骗的实验,思考看看这些研究里有哪些平常通用的大原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也曾自己骗自己,忽视了外在因素对自身表现的影响。例如,你可能会认为团队受到肯定是因为自己的领导能力,却没想到是团队成员表现杰出。或者是在办了一个成功的派对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人缘非常好、很会招呼客人,却没有想到其实你的朋友也帮了很多忙。

用正面的方式来诠释自己的行为,除了会造成自我欺骗之外,也会让你常常想要扮演好人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却不努力做好事。就拿斯皮策(Eliot Spitzer)来当例子吧,他是二○○七到二○○八年纽约州的州长。在被爆料出他其实是某卖淫集团的大客户之前,他是一位声望很高的政治人物,对许多公共议题有影响力,也致力于消灭犯罪集团、打击白领贪汙,甚至扫蕩卖淫组织。但是斯皮策似乎不认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有多严重。同样地,前参议员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跟摄影师搞婚外情,还生下了私生子,但是他在参与总统大选时,宣传的核心则围绕着他完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打转。

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膨胀自我道德感的极端例子。但是,有许多极具说服力的实证数据显示其实不然:我们时常在道德上扮演双面人,也就是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好人,却不愿意真正付出努力成为一个好人 。哲学家在好几世纪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我们对自我的迷恋,可能比道德準则更能解释人类的种种行为。他写道:「我们常常用高尚的动机来美化自己的行为……但是一位冷静、能够看清事实、不会把远大希望误判成善事的观察家,有时则难免会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德……。」

心理学家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他的同事就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是道德双面人。在其中一个实验,每位受试者要把两项工作分配给自己和实验伙伴(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受试者知道实验伙伴没得选择,只能挑剩的做。这两项工作的其中一项比较有趣,而且有机会赢得一项现金小奖;另一项工作则比较无聊,而且没有赢得任何奖金的机会。

当面临分配工作的抉择时,受试者可以选择用公平的方式──掷硬币决定谁做哪样工作。这个选项是要突显公平的这个道德标準。每位受试者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掷硬币,若要掷硬币,则掷完硬币再回报分配的结果。过程中只有受试者自己看得到掷硬币的真实情况。最后,受试者要针对分配工作的方法是否公平打分数。

在这个情况下,你认为自己会怎幺做呢?你会选择掷硬币来分配吗?如果掷硬币的结果,是自己要做无聊的工作呢?

参与实验的大部分受试者都选择掷硬币,而在这些人当中,九○%的人自己都分配到了轻鬆有钱赚的工作。这个比例很有趣,原因有二:首先,这个比重远远超过了五○%,而一般掷硬币的结果都是接近两种各一半。再者,没有选择掷硬币的受试者,也有九○%的人把轻鬆有钱赚的工作分配给自己。因此,这些选择掷硬币的人,应该有些是掷到了自己不想要的结果(做无聊没钱赚的工作),但依然谎报自己分到轻鬆的工作。

还有一点很有趣,当受试者在针对公平性评分时,选择掷硬币的人认为他们的分配方式公平度(七.一一分),比选择不掷硬币的人高(三.五六分)。因此,在(可能)谎报掷硬币结果之后,受试者认为他们分配工作的方法算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道德的双面人。

很多时候,不管是在职场或是私生活,是非对错中间的界线会很模糊,尤其当我们在追求短期利益的时候,像是想要升官或赚钱。这个道德双面人的研究显示,我们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力很低,以致常常没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不道德的。难道我们天生就是道德的双面人吗?这是人的天性吗?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和同事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皮奥韦桑(Marco Piovesan)、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ax Planck Institute)的蒙提纳里(Natalia Montinari)还有诺顿(Mike Norton),从义大利北部的十所学校里,找了将近六百位年龄介于六到十一岁的小孩。

我们给小孩两样礼物,要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个小孩(他们不知道另外一个小孩是谁)。两个礼物分别是好礼物(萤光色铅笔)和坏礼物(普通铅笔)。小孩有两种方式可以分配礼物:他们可以立刻选自己想要的礼物,或是掷硬币来决定。选择掷硬币的小孩,会在一道布幕后面掷,确保只有自己知道结果,接着再把结果写在纸上,交给实验人员。

你认为有多少比例的小孩决定要掷硬币来分配礼物呢?你觉得年纪会影响这个比例吗?还有,你觉得小孩的行为,会跟前面巴特森实验中的大人不一样吗?

我们发现,年纪越大,就有越多小孩选择掷硬币,从六到七岁的三七%,八到九岁的四七%,到十到十一岁的六七%。但是这个比例,是显示出他们想要公平分配礼物呢?还是如同我们预测的,只是想让别人认为,他们想要公平分配礼物?为了证明这个预测,我们必须证明两件事:第一,要证明小孩真的比较想要拿到好礼物,因为这会引导他们谎报掷硬币的结果。第二,要证明小孩谎报掷硬币的结果,是为了得到好礼物。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检视了选择不掷硬币、立刻分配礼物的小孩,他们绝大多数都选了好礼物,不管是哪个年龄层,都有高达九○%的小孩挑了好礼物。因此,对每个年龄层的小孩来说,都可能因为想要得到好礼物,而谎报掷硬币的结果。针对第二点,我们检视了选择掷硬币的小孩。有大约六二%的小孩回报自己分配到了好礼物,这个数据大于五○%,也就是一般掷硬币会出现好礼物结果的机率。而这个比例在各年龄层之间也没有差异。

在我们实验的各个年龄层中,所有小孩都是自私的,但是就连六岁小孩都会把自己自私的那一面,藏在公平的面纱下。因此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年纪越大,想要「表现」得公平的欲望就越高,而不道德的行为也跟着越多。但是想要真正变得公平的欲望,则不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办法找理由重新诠释自己的行为,而这样的技能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